如果从奥斯曼主导的那场“推倒一切”的巴黎重建算起，到罗伯特·摩西推动纽约“大规模公共开发”的时代，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几乎可被视为一部理性与秩序的演进史。这种以几何理性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奠定了现代规划学科的基础，也确立了一套“以科学与专业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它强调空间的可测量与可控制，却也往往忽视城市所蕴含的经济社会复杂性与地方经验的多样性。然而，这种被视为“客观”的规划知识，并非“天生”的真理，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中被不断建构、强化与维系的产物。唯有打破“理性客观”的规划神话，将规划知识重新放回社会语境之中，使其与“非知识领域”展开对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规划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工程，更是一个充满博弈、协商与政治性的社会过程。

  本专题将向大家推荐11篇研究文章，其覆盖从理论到实证、从发展历史到制度设计等不同层面，意在激发学者对规划学和社会学进行交叉探索的可能性。选文前3篇从规划学的学科内部切入，窥探其基于知识论、工具论和实践论视角对规划知识“科学性”所做出的反思。选文4-7篇则从政治视角切入，分别探讨规划过程同国家制度、组织制度、叙事安排和空间技术的紧密结合。选文8-9篇引入了对专家系统（专家身份）的探讨，讲述规划领域的技术专家在政治、市场及社会因素下争取“规划权”的过程。最后两篇文章则试图探讨专业相关知识同地方知识在区域规划过程中开展对话的可能性。

  综合来看，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展现出规划知识同“非知识领域”（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非知识领域”理解为别的类型的知识范畴）的互动场景，为社会学研究跨入规划学领域提供参考。从社科视角理解，这些论文都指涉了同一主题，即规划的合意性如何达成；这种合意性并非规划者的独立创造，而是隶属于更为复杂的社会世界，并为不同制度结构及行动主体所约束。

  郭禹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同济—上海城市更新营造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策科学、空间规划等。

  陈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科技发展与管理等。

  规划决策科学性是国家城市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长远部署，是应对国际变局的战略选择。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规划决策中的政府角色，尚未从专家视角呈现知识与政策的互动场景全貌，使得对专家参与和知识与政策关系的理论认识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当前对专家决策模式及其背后知识作用机制缺少系统化的研究。为回应专家参与的研究争议以及解决专家决策模式的框架缺失问题，研究建立“知识—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理论的关联，尝试构建和归纳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框架，并用中国空间规划决策展开案例验证。研究之后发现，从决策者对研究不同态度的视角切入，决策过程中存在3种不同的、分阶段的知识渗透机制，这些机制的组合又能够进一步形成效能衰减型、效能递增型、效能波动型等专家决策模式。在此基础上，将这种专家对决策过程的塑造和改变归纳为“流程形塑”。

  专业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有效利用，是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道路上日益重要的问题。现代社会面临着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一些问题嵌入到更广泛的城市、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中，亟需用专业相关知识妥善解决。全世界城市建设的热潮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已经将城市研究中专家和专业相关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置入决策研究的前沿。习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城市工作应“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要在规划理念和方法上不停地改进革新，增强规划科学性、指导性”。2019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研究认为，该文件的出台旨在着力解决过去规划“打架”、目标不一致、约束和引领作用不突出、行政效能不高等“多规混合”诱发的没办法实现规划决策科学性问题（张楠迪扬等，2022）。2023年11月，习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要立足更好服务和支撑公共决策，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完善体制机制，规范流程标准，强化全过程管理，营造人尽其才、富有活力、风清气正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环境”。这些政策的完善和深化旨在逐步加强规划知识与决策的联系，以及突出规划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本·马丁（Ben Martin）在回顾科学技术创新领域50年发展历史时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交叉研究目前显著不足，是需要持续推动的学术前沿（Martin，2012）。而政府应用公共政策的基础原理并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和规制科技活动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既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公共政策的内涵，各类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且平衡的专家参与也特别的重要。对专家知识参与决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认知是两极分化的：专家能够依托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完成科学使命；或反之，政治对科学具有遮蔽作用（冯雷等，2023）。专家不确定性解释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进而影响科技治理体系的构建。“专家知识—政策”研究关注如何加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面临的“现实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Bristow et al.，2015）。我国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城市空间规划政策的科学性，一是源于规划知识的综合性、专业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致使规划决策中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二是规划决策可以为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所必须的空间载体提供战略支持和科学支撑。

  专业相关知识能否有效渗透到决策过程中，其本质是政策科学中专业相关知识有效利用的问题。作为“知识—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专业知识利用展开了详实研究。然而，对该理论的总结性研究多表明，“知识利用”带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线性研究思维惯性，亦未能描述知识与决策的动态关系。“渗透”常于管理学中用于描述市场开发的“程度”，着重关注企业主体通过改进产品、服务、工艺、知识沉淀等影响因素来提高效率的“过程”。受此启发，本文用“知识渗透”来表达专家与决策者关系中专业相关知识进入公共决策并与之互动、逐渐产生作用的过程。“渗透”描述专业相关知识的利用程度。

  规划专业相关知识的有效利用，依赖于一套有效的知识渗透机制，值得深入研究，但目前却少有文献涉及。首先，“知识—政策”和专家参与多述评海外研究，或着眼于专家在宏观政策中的作用，忽视行动者和组织在具体场景中的深入研究。其次，专家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和知识经纪人能提高规划决策有效性，但规划决策过程研究多集中在政府研究、公民参与而非专家行动者作用上。“规划专家参与”指为更好地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行政主体借助于专家知识来辅助空间规划决策的行为。在双方多重往复互动过程中，受制于科层组织、基层社会、现实利益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产生了专业相关知识利用不当或专家参与不足的非理性现象，最后导致决策偏离最优目标。在知识赋能时代背景下，其对治理手段选择和目标取向产生冲击，需予以高度关注。此外，以政府的科学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科技政策正成为公共政策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活跃分支，现有创新和科技政策研究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演进规律以及企业创新，却对公共政策与科学技术创新内在互动机制及微观机理着力不多（苏竣，2020）。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并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理论与公共政策理论的结合成为学术界以及政策界推动学科建构的使命，需研究政策过程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并完善政策工具的政策绩效。

  为进一步完善理论进路，本研究聚焦于“规划专家在决策不同的场景和阶段怎么样影响和作用？”这一核心问题，从专家的视角对“专家—决策者”互动模式来回应政策过程阶段特点和评估政策工具效果，着重关注规划专家的行动逻辑和知识渗透机制，并提供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采用案例验证来检验提出的框架。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有四：第一，从专家视角研究专家—决策者互动模式，为决策过程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揭示专家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行动主体之一影响决策的过程，并据此在“专家是否起到作用、起到哪种作用”的争论之外，探索了专家在不同决策场景中与决策者互动的策略和模式，以夯实专家参与的理论基础。第二，提出知识渗透作为科学利用知识助推决策的机制和专家决策模式。第三，聚焦中国之治中的规划专家与决策体系，建立“知识—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理论的关联，归纳“基于决策者对研究态度的多源流框架”并将其实证化，为中国完善专家决策过程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最后，本文关注空间规划作为衡量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拓展了专家参与理论的适用场景。

  知识—政策关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拉斯韦尔创立政策科学之时。此后，西方政策科学研究围绕专业相关知识与行政决策的关系展开。哈贝马斯强调交往行为的理性化，期待信息和知识能够不受权威制度的干预及扭曲。拉斯韦尔在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建立了“与政策有关的知识”与“在政策中的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根据科层理论，官僚机构的特点是结构和行动的合理性，意味着需要合理的知识来支撑科学决策。20世纪后半叶，知识利用理论（knowledge utilization）和两大社群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围绕知识与政策关系及其间“鸿沟”展开（Caplan，1979; Weiss，1979）。20世纪末以来，知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问题围绕科学在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展开（Radaelli，1995；Jasanoff et al.， 1998）。21世纪以来，专业相关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讨论，西方学界持续关注专业相关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尤其是专家对宏观制度的影响力（Boswell，2008；Teets，2018），或描绘知识利用的工具性、证实性和政治利用等类型（Weible，2008；Rietig，2014），并利用知识论来使政策和权力关系合法化（Coman，2019）。

  作为“知识—政策”关系研究的具体行动者，专家参与研究由来已久，对专家角色争议源于知识—政策关系由线性模式向界面模式转换，更关注其间多重、双向和动态互动（Wesselink et al.，2013）。沿此视角出发，学界梳理总结专家参与政策过程的角色主要有价值中立型、利益依附型和权力压制型等（张云昊，2020;郭禹辰，2022）。价值中立型专家主要被归纳为真理代言的、具有客观立场的社会成员（陈光等，2008），依托自身社会地位和知识权力吸引更多关注从而解决冲突（Emerson et al.，2009；杨立华等，2016；吕姝凝等，2019）。利益依附型专家主要以决策咨询或智库等形式出现（潘虹等，2020），其最大的目的在于经济报酬或社会地位，其观点和主张来源于自身利益和其所依附的官僚利益（薛澜等，2009；罗杰·皮尔克，2010），亦被归纳为“科学顾问”（布鲁斯·史密斯，2010）。权力压制型专家多为甲方将公共服务委托给乙方并运用其专业相关知识的专家参与模式，如医疗、生物技术、风险防控、房地产等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政策领域（如Sotomayor et al.，2023等）。对其批评集中于他们通过政治而不是科学手段使决定合法化，如专家主导知识决策的过程可能会影响民主化进程的建构（孙秋芬等， 2018），或知识主体地位不能完全发挥导致政策失灵（郭禹辰等，2020）等。

  我国专家参与研究总体上围绕“知识与决策理论梳理、宏观制度分析、专业相关知识利用的组织研究和专家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四个方面展开。当前专门以空间规划决策中的专家参与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学者大多将其囊括于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或专家参与等题域之中附带讨论，如表1所示。

  回顾国内外文献及梳理我国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参与及知识—政策研究图谱，既有研究在关注知识与政策关系的基础上，还关注政策分析中的专家作用、宏观制度和对专家角色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从决策者的视角对决策过程展开研究，专家多只是其中的行动者之一或辅助角色，从专家视角分析决策模式的研究并不多见。此外，对西方学界研究归纳的决策权主导、知识主导、决策者依托科学知识达至政治目的等结论也应保持审慎态度。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尚待解决：（1）专业相关知识利用的复杂性研究不足，决策者和规划专家的知识互动全貌不完整。从研究范式而言，既有研究对“知识—政策”关系中的政府角色展开丰富研究（郑烨等，2017），而对据此而来的专家策略研究、尤其是从专家视角对专家和决策者互动模式的研究有待拓展。案例研究聚焦宏观政策中的专家参与或知识组织作用，而对决策者和专家的互动的细致观察较少。学界往往将专家作为决策中的辅助者，并多预设其“保持中立”或“注重科学”的身份。调研发现，决策者越来越注重吸收专业相关知识，因为街镇领导能够最终靠专业相关知识来将规划决策调整至自己期望的方向，这将带来知识利用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远超出“中立”或“科学”的讨论。少量微观案例研究预设专家一定发挥正向作用，而对专家参与是否、起何种作用缺乏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探索。（2）尚缺以“知识—政策”作为理论工具来分析适用中国场景的科学利用知识助推决策的框架，现有研究缺少场景研究，亦缺少决策者和专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的研究，实证研究有待加强。我国空间规划决策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的国土空间分析和政策述评，专家参与多着眼于宏观政策中的专家角色。专业相关知识利用研究集中在专业相关知识与行政决策关系的理论思辨和宏观制度分析上，缺乏“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证的、探索性的分析框架。此外，已有研究中尚未显现出微观层面的知识组织与个体怎么样影响决策的研究，而这也是本文的着力点之一。（3）政策领域和知识—政策关系的过程研究有待补充。研究表明，不同科学领域的专家和知识具有差异，如硬科学因技术有可衡量标准而使该领域专家具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认可度，而社会科学由于其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不固定致使专家影响力不确定（Scheitle，2018）。鉴于制度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差异，西方社会对空间规划决策中专业相关知识与行政决策关系的关注度亦不高，既有研究多关注医疗、生物、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和知识利用，针对规划决策的研究很少，未体现不同政策领域专业相关知识利用的差异。此外，研究表明专家参与政治进程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以及对难易问题的偏好（Bertsou，2022），尝试关注知识政策关系中的阶段研究，指明规划决策中专家参与研究的发展方向。

  伴随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快速的提升，人口呈现空间集聚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趋势，知识、信息和技术等要素在其中的作用与日俱增（陆铭，2016），对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中专业相关知识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规划领域相比于其他专业领域具有更多政治属性，因决策涉及对其他政策领域影响，可能使决策者受益（Forester，1987；Friedmann，1989），进一步支持规划与决策关系的紧密性。这一结论也被随后的一些同类研究所证实。但也有研究认为城市政策制定却慢慢的变少地借鉴城市研究或规划专家的成果（Bervoets et al.，2018），这源于城市科学和政策之间有着本质上的紧张关系：科学工作理论以发现为基础，但政策制定者却以目标、行动和结果来制定问题（Baker et al.，2022），对于这种关系的梳理一定要通过深入探索其机制来展开。

  继而，聚焦规划专家参与，不难发现城市研究、规划实践和政策制定间关系受到关注，规划专家的专业相关知识因其政策支持性、知识多样性和对多主体关系的融合等特质而日益重要。从规划研究和决策理论基础出发，理性选择方法强调多个、微观的行动者视角，认为规划是具有利益的理性行为者之间的一套结构化的互动关系，这种视角多用分析框架来指导访谈和文件的分析（Rydin，2021）。从决策中制度供给的角度，以行动者视角研究专家参与有助于将庞大官僚机构分解为功能专业化的组织单位和个体行为（Laffin，2016），其更关注个人行为者在塑造制度特点方面发挥的微观作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规避个体认知的局限性，平衡多主体的知识结构，进而提高制度质量。对规划政策中行动者关系讨论，多将规划专家作为辅助角色来探讨地方政府与其他行动者关系并提出政策建议（Mees，2017）。少量研究关注到规划师和政治家之间关系，但这类研究往往关注空间规划作为一个辅助要素怎么样影响其他政策领域，且多集中于环境政策分析，如辨析规划专家作为推动环境领域政策落实的条件之一，并主张其应发挥更主要的作用（Young et al.，2020）。对于规划专家作为主要行动者在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探讨尚存发展空间。

  虽然与宏观制度研究相比，从微观行动者相互作用角度关注专家参与的研究要少得多。然而，研究规划专家行动者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有充分理由的。有关专家影响和作用的研究认为未来关于专业相关知识和政策制定的研究如需克服目前分散的领域和方法，其关键点是将专家知识对政策作用的讨论重新构建为一个“专家及其知识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的议题（Christensen，2021），分析方式可建立在“行为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塑造决策的能力”的理论基础上，关注行为者、行为者对某一特定政策的偏好以及行为者试图影响的政策决定三个方面，以形成专家决策模式。

  回顾专家参与和规划决策文献，政策建议框架作为政策过程和知识—政策文献的一个桥接点，为描述规划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和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政策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决策理论以理性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理性决策常基于数据和事实运用科学方法对政策方案的优劣做出评价，从而辅助决策者做出最优选择。但是，出于对知识的广博性、动机的纯正性、价值的中立性、数据的完整性等条件要求，完全理性又是极难达到的理想状态（钱再见，2001）。从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到德洛尔提出的规范最佳决策模型，都体现出了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怀疑和修正，强调在问题不确定、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响下，按照最佳模型进行决策是不切实际的行为。在西蒙对理性决策的可靠性和实用性质疑的同时，政治科学家林德布洛姆（C. E. Lindblom）基于对政策过程实际情形中决策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将政策的制定视为对过往政策的修正和完善，表现了知识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上述研究无论是对绝对理性的追寻还是对渐进决策过程的剖解，不能离开专家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的机制探索、建立与完善。

  政策建议框架将专家提供的政策建议概念化为涵盖政策工作者特性、政策工作过程、参与者行为到政策结果的多层次动态过程（Veselý，2017）。研究也已关注到适用于不同政策阶段的策略，如Dupuis等（2013）基于提出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意向性和实质性构建一个2乘2矩阵的4种规划政策的理想策略，表明不同的问题阶段或规划条件下的专家影响会形成不同的政策特征。关于空间要素对行为者影响的研究尝试建立了空间中的宏观政策、中观组织、微观行为者的关联（郭禹辰等，2022）。作为政策过程分阶段研究的代表，Kingdon（1995）认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问题上升到突出位置的过程这两个因素能够引导议程设置和政策选择的发展。Halpin和Fraussen（2019）开发了一个关于组织内部议程设置的研究框架，认为积极的政策姿态和主动解决政策问题的倾向，以及由“感兴趣”到“优先事项”到“行动”的议程结构是提出有效政策建议的关键。

  本研究基于以上相关理论，具体借鉴弗雷德·卡登（Fred Carden）研究怎么样渗透到政策制定中的过程框架（卡登，2012）、Veselý（2017）的多层次专家咨询框架和金登关于多源流框架和议程设置的主要观点（Kingdon et al.，1984；Kingdon，1995），来分析规划专家区分不同政策阶段的不同决策者态度作为政策条件是怎么样影响决策的，据此提出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架构，如图1所示。该框架从决策者态度和专业行动者策略逻辑入手，整合知识政策及专家参与理论中行动者、关系、过程等要素。

  （1）决策者对研究的态度特征。政策工作者的个性是影响决策结果的前提。在知识—政策研究中，决策者对研究的态度将决定其中关键行动者的策略。“政策制定者怎么样处理科学不确定性”的研究中，依据“决策者关注科学还是政治”和“决策者关注知识还是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将决策者态度分为4种（Knaggård，2014），进而导致不同的决策者和专家行动逻辑。卡登描述了专业组织如何遵循相应的决策机制调整策略，在23个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抽离了5种不同的场景以及其中的决策者与专家行为，分别是：决策者对研究有明确需求；对研究保持兴趣但领导力缺位；对研究保持兴趣但能力欠缺；新问题激发研究，但决策者不感兴趣；没有兴趣或敌视研究（卡登，2012）。在场景一中，专家及研究能以主动的姿态去影响决策者。中间两者是决策者对研究问题感兴趣但不明确做法的情况，专家的最适策略应为“改变问题”或“调整问题”，或进而“在合适的机会呈现问题”。最后两种场景是决策者对研究不感兴趣的情况，专家灵活度最小，需见招拆招并能动性地调整策略，想办法激发决策者的注意力。结合专家参与类型学研究，本文在以上5种场景中识别了3种不同的决策者态度：对研究态度积极且需求明确、对研究态度积极但不知道怎么实操、对研究态度消极或兴趣低。专家将依据3种场景有明确的目的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

  （2）议程设置的阶段。在识别决策者态度的基础上，决策阶段也对专业行动者行动逻辑产生不同影响。议程设置的经典框架对决策阶段有不同的描述，如间断均衡理论描述了问题议程中注意力的改变（Jones et al.，2005；Baumgartner et al.，2010）；多源流理论描述了议程设置如何借助政策企业家的力量尝试通过合并独立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来打开机会之窗（Kingdon，1995；Zahariadis，2019），近期研究也表明其缺少分流的策略研究，并识别专家和专家提供的知识信息主要放在问题流和政策流中（Jones et al.，2016）。倡导联盟框架指出政策专家推动政策落地也可被理解为政策落地实施时行动者联盟的必要性（Sabatier et al.，1993）。这3种理论在决策研究中有各自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其间关联还有加强完善的必要。

  （3）关键专业行动者及行动逻辑。对于决策者而言，“必须了解到”和“很高兴知道”等对研究的差异化需求间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VanEgmond et al.，2011），会对专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产生一定的影响。决策研究业已审视了专家参与的作用，概述了专家角色和专家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将“时间性”纳入考虑。多源流框架的近期研究表明，不同行动者拥有的专业资源和能力，使其能够在不同政策阶段或“流”中运作（Béland et al.，2016）。研究关注到这些不同的行动者及逻辑，如问题经纪人（Knaggård，2015）提出“需要做什么”的建议、以知识、价值和情感改善决策者信任和提高注意力，而政策企业家（Kingdon et al.，1984）专注提出特定政策的建议、建立及整合相互关联观点的联系和改变注意力优先级。最新的政策过程研究还关注到更多的专家类型，比如专门关注政策解决方案的阐述和推广的工具选择者（Voss et al.，2014）、专注政策设计和实施并推动制度化的制度企业家等（Bakir et al.，2021）。聚焦规划领域，专业相关知识在规划决策中的线性方法，应转向对不同政策阶段行动者差异的研究（VanStigt et al.，2015）。

  （4）知识影响政策的方式。将卡登研究中5种决策场景下的3种决策态度与政策过程理论的决策阶段和各阶段专业行动者及行动逻辑相结合，可形成不同条件下“知识向政策传递”的方式差异。在决策者对研究态度消极的情况下，他们极少使用知识，议程尚存在于问题孵化的阶段，该阶段中的专家主要以问题经纪人的形式出现，主要的行动逻辑是输送问题、改善决策者信任和提高决策者注意力；在决策者对研究态度积极但不知道怎么操作时，决策者往往不主动使用知识，作为政策企业家的专家通常提出对特定政策的建议、整合关联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和改变注意力的优先级；在决策者对研究态度积极且需求明确时，决策者将主动使用知识，制度企业家则专注议程落地实施并协助推广方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被视为一种“知识渗透机制”，经由这种机制产生专家对决策的影响。

  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空间载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规划决策是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智力支撑和物质基础，规划专家可以在与决策者的互动场景中将专业相关知识渗透到规划决策过程，从而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更好实现提供知识和政策支持。

  鉴于目前的分析框架尚未基于中国场景下的专业相关知识利用过程，本文采用案例验证方式，聚焦于理论检验，研究设计遵循Eisenhardt（1989）的归纳法，在借鉴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理论检验的过程追踪方法（Atheory-testing process-tracing approach）作为案例内的分析方法，对经验性的叙述做多元化的分析，从与中国规划决策案例研究有关的经验数据中归纳出新的理论见解（Beach et al.，2019）。根据“小社会场景包含足够解释的材料（Rock， 1979）”的研究理念，并考虑到可获取研究资料的完整性，持续、深入的个案更能反映出行动者间关系。所以，本文的实证分析以单案例研究展开，用以实现文章的理论目标，即为因果关系提供充分的证明，并追踪因果过程是否按预期展开。对一个特定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尽可能全面地解释这一现象，这在追踪因果机制如何展开时是需要的（Rimkutẽ et al.，2015）。尽管单案例可能被认为普遍性有限，但它仍然是归纳研究的常见方法，因为它提供了对问题过程的详细洞察，可以有效的进行有根据的推论和理论假设（Sikkink，2013）。

  研究选取S市P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规划类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控制性详细规划相比于别的类型的空间规划，其既涉及具体的空间形态等与设计紧密相关的专业相关知识，又涉及政策制定的计划和行动，充足表现了规划知识的专业性、综合性，也具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展现治理过程中的知识和专家决策模式；其周期相对较短，通常在2~3年为完整政策周期，期间决策者基本不流动，案例研究中的行动者变量相对可控。二是所在项目具有典型性。该区经历中国几轮规划历程，积累了一批国内富有特色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案例；其技术准则于近5年内修订，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集中参与该规划项目中的决策者涵盖市—区—街镇三级，专业行动者类型具有综合性和差异性。这些都可为本文提供丰富的素材。三是可获取研究资料的完整性，本研究团队曾作为主要设计方之一参与到2021年上半年每周2次的项目推进会之中，具备持续、深入地观察行动者间关系和策略的条件。城市规划本质上具有“知识—政策”互动的特征，本文以规划专家在项目中的行动为主线，主要关注其中的专家策略并阐释知识渗透机制和专家影响决策的过程。后文案例将围绕决策者对研究态度特征的区分，以“决策者—专家—共同行动”的三个阶段展现专家和决策者双方互动模式。

  政策制定者对研究的明确需求常出现于两种相反的情况下：研究问题陈旧且广为人知或新颖但尚未被理解（卡登，2012）。对于较传统且普遍的问题，政府往往委任了特定的部门机构，制定了清晰的解决方案，也实施了相应举措来将其制度化。此时，专家所要考虑的问题并非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行动，这要求专家专注于某一特定议程的落地和实施。在此场景下，专家—决策者互动模式基本遵循以下顺序开展：（1）首先，政府已基本制定了政策和解决方案，或上级政府已提出指向性词语，此时决策者有主动使用知识的意愿；（2）专家在决策者对研究的态度需求积极且明确时，主动地乃至提前地提供专业相关知识，向决策者展现“羽翼”，并有关键知识行动者助推政策落实。（3）决策知识与专家知识互构并达成基本共识。规划专家这样认为“相比于规划编制，我们更愿意跟上轮规划评估，去对政府需要的那些指标。比如更高品质的完成、更快通过、更少的钱或者更多的人参与，或者更多的新闻媒体报道，可能都是政府被考评的指标。这些说的好一点，帮他们争取到机会，我们下轮就更早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访谈1）”。在规划评估中专家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可以展现其与决策者的思路保持一致，用专业力量去协助政府说服上级。这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能有效提升专家对决策的影响，这种高的影响又对其后续的职业生涯产生长期优势作用。这还可提升专家所在专业组织的整体影响，使其进入政策议程的时间更早。规划专家觉得，以往的研究背景和对决策者的支持会影响新一轮决策问题的选择（访谈2），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知识体系构成了专家的重要行动条件，其重点是根据决策者对研究的明确想法找寻“窗口”并提前准备。比如争取参与规划评估，下一轮能够提前进入决策过程（参与式观察1）。

  而一些突如其来甚至令人担忧的问题给政府带来挑战，同样也能激发决策者对研究和专业的人建议产生强烈的需求。这一点在数字化规划中尤为明显。空间规划中对信息与通信技术大范围的应用的要求，曾一度令基层政府一筹莫展。近年来，S市强调智慧城市、数字化建设等内容，但各级政府在实操中频频犯难。政府需要处理与数字化设计相关的内容，但在具体落地方面很难操作。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决策者表示不知这些“新颖时髦的玩意儿”能有啥好处，更不知道怎么来推广和应用（访谈3）。而规划专家在汇报中反复用具体的设计知识来阐释怎么样开展数字化建设，比如“整个图案会以数字化的灯光形式做在老墙上，结合它原始玻璃砖，最后能够正常的看到新旧对比，这是关于历史传承与数字创新的改造”，与会其他专家亦提及其他街道听取相似建议后，该街道受上级政府重点表扬并为其增加财政预算，对决策者认可规划方案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参与式观察2+访谈4）。所以，将决策者对研究的想象力“实景化”，并用已有成功项目经验使其知晓“专家有处理该新颖事项的能制度企业家是主要在政治流中活动的专家行动者，它们了解其他参与者的偏好和个性，因此在调解冲突和协商互利解决方案方面拥有更多技能，能够担任协作努力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并利用在所有的领域取得的经验推广政策方案并逐步推动制度落地。受访者提及“该专家在任时把控规的整体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得比较完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所以我对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推动建立了这一套规范化的，包括专家委员会成为控规调整的前序审查的程序，把区一级控规调整的权利都上收、收回到市里面去。这对他个人和业界影响都很大（访谈5）”。作为制度企业家的规划专家能够发挥领导力和协调力，协助决策者建立多主体行动规则，推动政策落实，使专家群体具有更主动的影响。

  决策者对研究有明确需求态度时，其行动通常带有非常明确的实施导向。此时，专家可基于决策者对研究的依赖提供具有落地指向的知识，或提前进入决策者视野。这种“主动出击”的行为是一种由“等待政策之窗”转向“提前为政策之窗做准备”的过程，可看作专家主动开展行动去调整决策的策略。具体到规划领域，主动调试策略是争取进入规划评估流程，在下一轮决策时能够提前介入。而制度企业家则通过反复的话语互动和权力策略，产生和发展对政策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和工具的共同理解，建立议程设置和政策设计的基础，协助建立多主体行动规则并推动政策落实。在关键行动者的助推作用下，本就有意使用知识的决策者与主动调试的专家之间产生知识互构，并达成基本共识。

  当专家的研究主题契合重要的政策问题时，决策者原则上愿意尽快接受研究者建议并付诸实施。但实际上可能由于缺乏决定哪些细节该做或不该做的相关能力，或必须第一先考虑其他政策而使议题搁置。在这种场景下，此时专家应先帮助政府提升研究能力，同时让问题得到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并助力加强制度结构（卡登，2012）。而研究产生的想法建立共识来影响政策决策或推动政策讨论，不一定是一个最终从专家的研究基础，通过传播和参与到政策结果的线性过程。换言之，知晓合适呈现问题的最佳时机从而恰当地改变决策者注意力的优先级相当重要。在此场景下，知识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决策者视野中，需专业行动者将其整合并带入决策者视野，以改善原有零散问题较难引起决策注意的现象。专家—决策者互动模式围绕“议题的优先级及整合”展开。（1）决策者对研究有一定的兴趣，但也可能由于注意力分配不足而优先考虑别的政策；（2）专家审时度势，能动地调整知识出现的时机；（3）决策者根据专家对知识的呈现方式，与专家共同整合与议题相关的知识。专家常提前沟通问题使目标的决策群体将专家想法纳入政策叙事中。如P区规划编制过程中，政府专业相关知识不足以解释某些事项时，专家在内部工作会上提前提醒政府工作人员，使其在正式会议前知晓可能遇阻的关键点；在正式会议上，政府工作人员会与专家形成默契并共谋，从而更容易获主管领导批准通过（参与式观察3+访谈6）。这种问题前置的策略，主要是将一些本该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放到会议之前，与政府机构人员提前接触等。而问题后置是熟知政府部门内部不确定性较高的问题，如资金落实、签订合同等相对不好决策或比较具体的问题。规划专家习惯把这样一些问题先隐藏在一些其他的议程之后，再寻找合适的时机提出：“一是在有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再提钱，前面不是主要负责人在场的时候别提；二是先做规划方案并提出专业的意见，取得决策者的信任；三是你要很熟悉财政流程，比如在年底要关账的时候再提钱。尤其是涉及到经费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会在关键节点提出或藏在其他讨论项的后面（访谈7）”。

  而突出或淡化某一问题也是常见的规划专家策略，这将能使专家有条件对特定的政策提出建议。问题突出是指双方在就某一议题争执不下时，专家会抛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来“罩在”现有问题上。比如为避免不确定因素，规划专家反对开展社会征集，他们用“时间来不及”这一决策者更关心的明显问题罩在自己的目的上（参与式观察4）。而问题淡化正相反，规划专家在不希望决策者注意到某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财政问题），熟知政府财政预算问题的专家会将经费切成几块向领导汇报，以使其更易获批（访谈8）。

  与需被“淡化”的问题间断性地存在于政策过程中所不同的是，需被“软化”的问题相对较长期地存在于政策过程中。“软化”是多源流框架中与政策企业家相结合的关键概念。金登认为，为了更好的提高问题的显著性，应该对少数“核心问题指标”进行框架创新和问题打包，以克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的制度和认知限制，并持续用于为问题流提供信息。规划专家需要将已被“软化”的问题识别并适时地提出，从而整合相互关联的观点之间的联力“”，能够更快地推进决策系。如在预备会议上，街道书记提出一系列的小问题，“这些散着的问题都成熟了，放在一起比较清楚（参与式观察5）”，将已被软化的要素整合。在正式会议上，规划专家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引导如何串起亮点，受到多决策方的一致认可：“目前的展览方案，时间和预算都紧张。我想学生设计都压在箱底没人关注，但这里艺术展又需要创新的雕塑，这些方案不如放在这里做个比赛，既有了规划方案，又减轻了负担”，并表示“这些散落的珍珠将串起P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故事序列”（参与式观察6），尝试提高决策者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整体注意力。规划专家在此担任的“建立核心问题指标”角色，类似政策企业家将漂浮在规划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凝聚起来并提高决策者的问题意识，有经验的往往能够灵活地调整决策者的注意力，使问题在合适的机会呈现。

  从规划专家对问题的多种操作中不难发现，在决策者对研究积极但并非主动寻求研究时，为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专家应将需决策事项整理并排出主次顺序，并由易到难地、循序渐进地呈现给决策者。问题出现的顺序成为专家影响力的重点，对议题的排序和调整体现了专家灵活调动资源的能力。这些改变问题出现场景的策略，是专家对决策者注意力的转移。将问题呈现于合适时机的专家策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整合关联的观点并对决策者焦点的转移。

  在专家发现新问题并意识到其重要性，但决策者对研究持消极态度时，问题尚未进入政策过程。此时决策者常忽略知识和科学研究，专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向决策者呈送问题和知识。此时，专家不仅要提出问题，还应以点状介入的方式将相应议题“摆上台面”，因为引起决策者注意需要及时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建议并以对方可接受的方式展示（卡登，2012）。问题经纪人作为多源流框架问题流中的关键行动者，能将各种条件设定为公共问题并用知识、价值和情感努力使政策制定者接受这样一些问题。人、话语和时机成为关键议题，能够适用于改善决策者信任并提高决策者对知识的注意力。在此场景中，专家和决策者互动时最明显的差异就体现在双方对知识的认知上。（1）专家已经发现了问题并尝试提供解决方案，但决策方各层级均未意识到议题的重要性，也就很难使用知识；（2）专家尝试以关键行动者介入、信任度改善、时机合宜、意愿提升等方式来逐步改变决策者对知识的态度；（3）决策者逐渐接纳议题及相关知识，并与专家建立知识联系。在规划决策中，政策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运作，可能是城市行为者面临重大协调挑战的根源。举例而言，即使是同一条政策的操作化，在不同级别的规划中也完全不同：“有时候区里也不知道如何落实，压力就都给到下面（基层）。下面（基层）哪里有这个，你所讲的这个智力资源。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是很抵触的。……而且上级指标一改，下级指标就得跟着动。你要是最开始问到上面，上面说‘当然是’，但是智慧城市肯定不在他们规划的首要位置上。但对于下面来说，肯定要放在首要位置。所以对下面来说，他们对规划研究根本不感兴趣，重要的就是结论。你帮他们讲，怎么做（访谈9）”。部分新政策在下达时可能并不非常明确，尤其是在基层面临各方面压力的情况下，对研究的过程就没有兴趣。规划专家应在面对不同级别的决策者采用不一样的话语和策略，如对基层应“帮助基层政府发展操作化概念的过程（访谈10）”，将问题输送给决策者，从而使问题能够有条件进入政策议程。

  从话语角度而言，决策者百事缠身，研究者要吸引其注意力，应将复杂的研究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决策者通常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理论和方法都不太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实际在做的工作中饱受困扰的问题。比如在同一次会议上，规划专家采用了虽然新颖但是易于理解的、贴近大众的语言，和采用同样意义但专业性较强的词语，效果截然不同（参与式观察7）。在规划决策中，尤应避免只借鉴国外难理解的过新的学术名词，而不讲具体落地内容。尤其是在决策者已经对研究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规划专家应让研究的目的不那么明显、让知识不那么学术，从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高决策者对科技议题的注意力。

  从时机而言，汇报的时间窗口也很关键。比如决策者在会上看到图纸欠缺的、难以理解的内容，规划专家以“后发言”的时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参与式观察8）。专家常在“会上带个小弟先讲，我往往在领导后面讲（访谈11）”，这可以被理解为利用同行人“抬轿子”并获取能动性空间的过程。如果带一个级别比自己小的专家，不仅能让领导感觉到“自己是更高一级的（访谈11）”，更能够用这种“可灵活处置的应变空间”安排自己和领导的发言顺序。无论哪方先发言，专家都可将观点见缝插针地置于对己有利的位置上，从而用这种灵活、能动的方式改善决策者对知识的信任程度

  在决策者尚未建立对研究的兴趣时，双方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存在比较大差异。规划专家用结论性的、非学术性的语言向决策者展示议题的重要性，来建立双方知识差距之间的桥梁。“与谁交谈、如何交谈、何时交谈”是专家产生影响的关键策略。“缝隙介入”的专家策略描述了专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时，通过灵活选择和调动知识、话语、关系和时间资源来实现对决策见缝插针影响的专家策略。这些策略能改善“知识有限作用”的局面，让知识得以进场和在场。

  本节对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和评述，实证检验理论归纳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专家决策中的场景、互动模式、选取策略的原因和知识渗透机制，并尝试归纳专家决策模式，如表2所示。本文呈现了由主动调试、焦点转移到缝隙介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规划专家对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呈现一种“被动式治理”的样态，与多源流框架提出的“政策过程的行进方向是从解决方案不断回溯到政策问题的”观点相呼应，可被理解为一种“效能衰减型专家决策模式”。“被动式治理”是指在基层规划决策过程中，专家的影响仅限定于问题解决方面的被动式参与，专家与基层决策者之间呈现单向的知识输出与被动的知识接受关系，无法达到高层次的双向互动。但从专家角度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由问题流、政策流向政治流行进的方向，这一趋势使专家的影响逐渐递增，也许会出现“效能递增型专家决策模式”。然而，并非每个政策过程都能够采取这种理想和典型的路线个知识渗透的机制之间是可以灵活组合的，且各机制之间也有几率存在互相交互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类似“波动式政策执行”，形成一种“效能波动型专家决策模式”。

  比如，在专家采取“缝隙介入”机制中的相应策略后，可能会改变决策者对研究的态度，使其进入“对研究有兴趣但不知道怎么来实操”甚至“主动使用知识”的状态，从而将议程由问题流推向政策流或政治流。如3.2中所示，在专家将规划亮点整合之后，决策者建立了观点间联系，也意识到原有认知的局限性，解决了“决策者不知道怎么来实操”的问题，愿意主动使用知识并请专家提供更易于尽快实施的方案（参与式观察6）。又如3.3中规划专家使用“灰色的、弹性的空间创新”这样的专业化词语时，由于存在专业壁垒，很难提高决策者对研究的兴趣；但随后选用了决策者官方公众号的概念如“元宇宙+党建”，则立刻缩短了与决策者间的话语距离，决策者对研究产生兴趣后，开始期望专家提出“元宇宙+党建”的政策建议（参与式观察7）。这使得专家在使用缝隙介入中的“提高决策者注意力”后，达至焦点转移中的“对特定政策展开具体建议”。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举此两例，主要在于说明专家采取合适的策略能够改善决策者对知识的态度，进而达到科学利用知识助推决策的一种完善专家决策过程的方向。这些知识渗透机制的灵活组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专家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手段和目的对决策过程的塑造和改变。本文将这种专家对决策过程的塑造和改变归纳为“流程形塑”。

  作为一种近理想型的理论观点，流程形塑体现了一种专家根据不同场景动态调整专家决策模式的、对政策流程的整合和动态影响的能力，其适用于专家与决策者双方相对频繁密集往复互动的、受时间约束的议程较紧密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双方都有意愿快速地调整，专家期望影响决策者以达至自身目的且推动议程，决策者也期望顺利得到决策结果，双方的出发点和目标相对一致。而在时间和其他条件约束较少时，专家和决策者并不能及时对另一方的行为改变做出一定的反应，专家决策模式调整和决策者态度转变之间有几率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种滞后性可能减弱专家形塑流程的作用。这与既有研究对产生专家影响力差异条件的分析基本一致（Christensen，2021；郭禹辰等，2024）。

  创新是第一动力，空间规划决策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可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提升科学技术创新统筹规划、专业布局和整体优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与以往的专家参与研究关注政府及决策者视角的出发点不同，本文关注专家和知识如何渗入决策系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理论归纳的基础上构建了规划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验证的方式来进行理论检验。本文整合政策议程的经典理论及最新研究动态，基于决策者对研究态度、决策阶段、专业行动者策略等要素建构分析框架，对专家决策模式展开分析。

  本文的研究发现，三流之中存在不同的专家行动逻辑，主动调试、焦点转移、缝隙介入，是专家在决策者对研究兴趣不同的情况下的3类发挥影响的策略。主动调试主要出现在政府对研究具有明确需求的场景中。由于研究问题陈旧且广为人知，所以专家可提前准备以迎接政策之窗；当研究问题新颖且尚未被理解时，专家宜将决策者对研究的想象力“实景化”。制度企业家在政治流中发挥领导力和协调力，协助决策者建立多主体行动规则并推动政策落实，能带来更加主动的影响。在决策者对研究积极时，专家采取焦点转移的方式，即在合适的机会呈现已经基本确定的研究问题，表现为问题前置、问题后置、问题突出、问题淡化、问题软化等形式。在政策流中，政策企业家尝试识别政策原汤中的核心问题并与决策者形成科学共识，扩大自身的影响至问题流和政治流，可提升专家群体的影响。反之，在决策者对研究持有消极态度时，专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问题输送给决策者，淡化学术色彩、利用同行人“抬轿子”提供可灵活处置的应变空间、在细节上建构一致的政策叙事等，是缝隙介入式的专家策略。本文将以上3种场景中的策略及其知识渗透机制归纳为“流程形塑”，用以描述专家对决策过程的塑造和改变，这一结论为规划专家在不同决策情境时，如何通过改变政策议程来对决策实现影响提供了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在于范式转变、理论提升、现实意义、领域拓展四个方面：

  第一，从专家视角，填补微观场景中专家参与的研究缺口。在探讨决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问题时，经典理论通常认为官员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较大，公众次之。而在专家对决策科学化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以往专家参与研究多站在总体性角度、用宏观性和框架性的方向对专家行为展开解释。这些研究的立意多先设定“专家的参与必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再研究“怎么来推进专家的参与”，分析其中问题。目前研究视角多将专家作为一个外部条件，对专家行为本身的研究不足。实际上专家和决策者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专家也是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其实现目的的资源、情境、策略、过程可能与决策者有显著的不同。而本文通过进入专家群体内部观察其施加影响的过程，发现专家作为一个能够集聚和调动各种政策资源的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也扮演了与决策者同样重要的角色。如制度企业家充分的利用决策者对研究的明确需求进而协助决策者在多主体之间建立行动规则，政策企业家尝试将问题匹配至合适的位置，而问题经纪人尝试作为一个将各种条件设定为公共问题的角色，使决策者接受这样一些问题。专家通过这一些调动人力、网络和智力等资源的方式，展现了丰富多样的策略，可以通过区分决策者对研究的不同态度来产生不同的行动逻辑。将专家纳入参与决策的行动者之一，能丰富决策研究“用户”，拓展决策理论的边界，提供研究范式的转变。

  第二，提出知识渗透作为科学利用知识助推决策的一种新机制和专家决策模式。西方研究对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研究，主要围绕思想、科学或知识的重要性、个体行动者和专家群体的知识是如何被决策者和决策系统利用的、专家组织及其关系形式、专家类型学等四个方向。我国对知识影响决策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知识与决策理论梳理、专业相关知识和决策的宏观制度分析、专业相关知识利用的组织研究、专家参与和专家角色的研究四条研究理路。这些研究或多为理论探讨，或对专家进行类型学的划分，或探讨宏观政策的统计性，对知识作用机制的详实分析还稍显不足。此外，西方理论在中国场景中的适用程度也有待商榷。本文在知识利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知识渗透的维度，认为不同于以往对决策者使用知识的几种方式（如工具性利用、政治利用等）或对知识利用中专家行动者和组织的类型学研究，更不同于简单的“政治控制知识”“知识绝对权威”等带有二分色彩的观点。“知识渗透”表示一种专业相关知识进入决策的“程度”，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在现有的规划决策过程中，专业相关知识渗透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厘清专家在此过程中作用的机制。

  第三，提供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研究对专家在决策中的影响和知识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或多为理论探讨，或对专家进行类型学的划分，或多对某一个政策领域进行宏观政策的统计性探讨。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知识较难被理解为抽象的、客观的或先验的经验理论和统计变量，而是应该建立在解释性的、对社会的理解之上。本文尝试从理论中建构专家决策模式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实证研究来展开检验。对多源流框架各流行动者的具体化，解释了被忽视的专家行为者的行动，以及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资源和策略。本文总结空间规划决策中的专家决策模式，为我们国家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达到提质增效的治理目标。

  第四，丰富了空间规划这一政策领域中专家参与的代表性与特殊性。相较而言，社会问题探讨有时带主观色彩，进而从哲学和道德层面获得理性决策的答案（比如，是否该将年迈的父母送进养老院？女性生育问题应当成为就业的壁垒吗？）。而规划问题的探讨更多依赖科学依据和事实的争论，虽然带有一定的道德和理论讨论或追溯到人类行为上，但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往往具有更强的物理性、并更直接地与专业相关知识和科学主张相关联，再转化为一个政策议题。随着专业分工的精细化，知识越来越分散在各个学科之中，每类专家了解的知识也慢慢变得少而精，各专业特点将产生不同的“现实”。而城市规划政策由于其跨学科的特性和文理知识兼备的学科特性，规划专家往往具有更加综合的专业相关知识和视野，这也使他们在面对官员时具有更多的“棋子”，可以有选择地、能动性地运用专业相关知识。这往往使规划专家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应对决策者时具有更灵活可变的策略。在本文中，规划专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策略获得主体地位，进而改变决策过程，这些研究发现与以往政策领域中的专家与决策者关系解读都有所不同。

  关于专家决策模式的理论框架，本文的案例解析只是提供了其中一种可能性。应承认专家与决策者处于一种动态波动的关系。本文以空间规划为例探究专家参与理论的使用场景，该研究案例与其他学科和政策领域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从共性而言，本文的分析框架综合了多源流理论与决策者对研究的态度特征分析，前者中的问题输送、改变注意力优先级、问题前置和软化等策略已在既往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后者中决策者对研究态度的差异特征本就归纳自多个领域，这使得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结论具有稳健性和一定的推广价值。但采用空间规划作为科技政策的案例来研究专家决策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特性和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比如医学专业可能由于较强的专业性有较高的影响，或者其他一些甲乙双方更接近委托—代理关系的专业将具有更多的发包关系而不是合作伙伴关系。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不能对此一一展开充分讨论。未来研究能更加进一步探索专家决策模式框架在其他政策领域或他国的规划政策领域的应用，来检验本文提出的创新逻辑。此外，即使是同一国家的同一政策领域，不同部门的决策者也对专家及研究有不同态度，也可据此加强完善决策者与规划专家之间互动的实践场景。从研究方法而言，本文虽然发现不同的专家角色在不同的“流”中有差异化的影响，但属于一种从现象中归纳的方法。未来能够尝试以专家研究的省级面板数据（Guo et al.，2022）或对照实验主动改变知识中介干预条件的方式，来验证本文提出的机制或提出新的机制。

  〇本文原载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4年第07期，第22—39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未标明出处的配图均为原文配图，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